《民国档案揭秘》（上、下）由中国档案报社和深圳市档案局合作编辑，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了《中国档案报》创刊以来刊载的有关民国时期的文章。
书中以重要人物和历史事件为主要脉络，向人们讲述了民国时期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事儿，通过一篇篇文章，展示了民国的历史片断，从而进一步为我们探索和揭示了民国时期这些故事的真相。（刘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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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孙中山的三个儿女合影(中坐者为孙科，左为长女孙娫，右为次女孙婉)。
??? 在孙中山早期的革命生涯中，他的原配夫人卢慕贞，是一位曾与他同甘苦共患难，值得为世人传颂的不平凡的女性。
奉父母之命结婚
孙中山光辉的革命一生，与他的大哥孙眉密不可分，因此，有人将孙眉誉为“创建民国的幕后英雄”，并不为过。卢慕贞与孙中山的婚姻，也是在大哥孙眉的直接关心和督促下建立的。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于1912年5月27日回到故乡与大哥孙眉(右四)、嫂嫂谭氏(右三)、原配夫人卢慕贞(左三)、侄子孙昌(右二)、长女孙女延(右一)、次女孙婉(左一)及秘书宋霭龄等在家门口合影。
??? 1883年秋，孙中山因在故乡毁坏北极殿神像，担惊受怕的父母面对乡亲的众怒，为息事宁人，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把儿子送往香港读书，后又到檀香山的长子孙眉那里，可孙中山不满大哥的严厉斥责和管束，竟然负气不辞而别，于1885年4月，回到故乡翠亨村。
当时，爱弟心切的孙眉看到弟弟性格倔强，实在难以管教，思来想去，想到婚姻是羁绊弟弟的一种良策。于是，他汇了一笔钱回家，除了供弟弟读书之外，希望父母尽快为弟弟成婚，使其安于家庭生活，免得再因年轻气盛而惹出难以收拾的麻烦，让父母受辱。
孙眉的提议，促使父母迅速为孙中山物色对象。孙中山母亲杨太夫人恰巧有一姐妹嫁在香山县上恭都茔乡(今属珠海市金鼎区外沙乡)，她认为同乡卢耀显之女卢慕贞与孙中山很相配，从双方的家世、年龄、经济状况等看，算得上门当户对，便极力撮合这桩婚姻。
卢慕贞生于1867年7月30日，家道小康，其父卢耀显承先祖业读书，后漂洋过海到檀香山谋生，与孙眉同为檀香山华侨，卢耀显虽经商而致家境渐富，可惜很早因病去逝，家境又渐转衰。卢慕贞是卢耀显长女，虽家距孙中山家乡翠亨村仅有数里，但以往卢、孙两家素无往来。那时，年轻人结合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卢慕贞与孙中山根本无缘相见。对孙中山来说，他有志于从事反清革命，生活势必飘忽不定，所以起先并不愿结婚。再加上他少年时就到檀香山，深受西方婚姻自由思想的影响，对封建礼教一向深恶痛绝，他的想法与父母传统习惯大相径庭。人们似乎难以理解，在那个讲究“郎才女貌”的时代，孙中山仪表堂堂，一表人才，所受的教育更是卢慕贞无法相比。卢慕贞身材矮小，肤色较黑，自幼缠足，是一个相貌平平、性格内向的旧式女子。然而，由于孙中山一向敬重父母，同时他也根本没有把婚姻视为像反清革命那么重大，所以，1885年5月26日，卢慕贞在与年方20岁的孙中山定亲后不久就结婚了。
因大哥孙眉的关系，孙家家境富裕，所以，婚礼办得相当热闹。结婚地点在孙家老宅左边的一间新建平房里，按当地的风俗，在家中正厅立了字架，立字为德明(按：孙中山幼名帝象，字德明，号日新)，两旁对联为“长发其祥，五世其昌”，特别醒目，给贺喜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孙中山当时在香港英国殖民当局办的中等学校中央书院(1889年改名域多利书院，1894年改名皇仁书院)就读，他志向远大，没有像他大哥孙眉所希望的那样把结婚变成生活的藩篱，所以，与卢慕贞结婚三个月后，孙中山便于同年8月，离开家乡再赴香港中央书院复学。
孙中山在1886年夏抱着“医亦救人之术”，放弃仕途和当传教士等职业，毅然进入了美基督教长老会所办的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堂(今广州中山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旧址)。1887年，他又进入香港雅丽氏医院开设的西医书院(即香港大学医学院前身)。他埋首书海，只有在假期才回故乡与卢慕贞团聚，对过门后才认识的夫人，开始时夫妻的感情并不深厚。但孙中山知书达礼，每逢回乡，对言语不多的卢慕贞相敬如宾。随着时光的流逝，孙中山对卢慕贞加深了了解，渐为她孝顺、勤劳和贤慧的行为所感动。
卢慕贞自幼丧父，与寡母相依为命，长期在封建礼教的熏陶下成长，深知作为一个女性结婚后该如何立身处世。由于家庭环境，作为长女，卢慕贞自小勤快，素以孝敬长辈而闻名乡里，尤擅女红。在婚后的数年中，尽管孙中山回乡并不多，但每次回家，卢慕贞总为他缝制一套新衣服和鞋袜，婆婆杨太夫人身上的穿戴也多出于卢慕贞之手。
有一件事使孙中山因卢慕贞的通情达理而深受感动，从而对妻子的感情由尊重转为敬重。据唐仕进在《孙中山原配卢慕贞的故事》一文中所记：“有一次孙中山返乡，基督教一位牧师到翠亨村传教，作为基督教徒的孙中山为尽地主之谊，热情地把他接到家中居住。和孙中山的大哥孙眉一样，他们父母也是一向极力反对儿子信奉基督教的，只是当年儿子远在香港，自作主张入教，实在是奈何不得他，但内心充满了对基督教的反感，甚至憎恶。如今，见儿子把基督教牧师接到家中居住，马上流露出不满之情。读书不多、恪守传统的卢慕贞，虽然对基督教谈不上了解，更无好感可言，但她知道丈夫是个信教的人，早在她结婚时，与孙中山过从甚密的牧师喜嘉理，曾到翠亨村道贺，居数日而去。这回，卢慕贞见公婆面有愠色，想到牧师是丈夫请来的客人，就应以礼相待，就百般劝慰公婆，对牧师热情招待。当牧师离去时，对卢慕贞的热情好客赞不绝口。”
最令孙中山感动的是，1888年春，父亲孙达成病重至逝世的那段日子里，他和大哥返乡探望父亲，亲眼看到卢慕贞在父亲病塌前，寸步不离，亲奉汤药。应当说，卢慕贞与孙中山经过长时期的相互了解，夫妻感情渐生，日见和睦。
1891年10月20日，卢慕贞与孙中山结婚七年后，儿子孙科在翠亨村诞生。
1892年7月，孙中山以全校之冠的优秀成绩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同年，由他设计的新居落成(即现在的孙中山故居)，卢慕贞搬入大门左边的房间居住。这段时期，孙中山在澳门、石岐、广州行医，经常回家。据孙科在《八十述略》中说：“我出生的第二年，国父在澳门开了一家西医药局，执业行医，所以我就跟母亲搬到澳门与父亲同住。不久之后，又迁居香港。”1894年，长女孙娫在翠亨村出生。
卢慕贞是一个旧式女子，虽受过教育，但文化不高，并不懂得孙中山所从事的反清革命，也就不能和丈夫夫唱妇随，但她从不阻挠丈夫的革命言行，以另外一种方式默默支持丈夫去实现伟大的革命抱负。李伯新在《默默支持孙中山革命的卢慕贞》一文中，给予卢慕贞很高的评价：“卢氏是一位具有中国传统女性优良美德的母亲，一手承担养育儿女的责任，又孝顺侍奉家翁家姑，照料婶母程氏生活。一个小脚女人，承担这么多繁重家务，还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担风险。她使孙中山减少了家庭的后顾之忧，把精神集中到革命事业上。”
1894年1月底，孙中山专程返乡，闭门10多天，草拟出建议改良政治、谋求民富国强的一封长达8000多字的信——《上李鸿章书》，又和陈少白商讨修改定稿。他在翠亨村期间，潜心谋求救国之道，根本顾不上夫妻的儿女情长。卢慕贞从不埋怨，在生活上给予他悉心的照顾，在感情上又以妻子独有的温柔去体贴关心。每次孙中山匆匆离别家乡，卢慕贞总是默默为他打点行装，望着丈夫远去的背影，她总是把惆怅和思念深深地埋在心中。
1894年10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兴中会，树起反清革命的大旗，昂首踏上了民主革命的征程。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卢慕贞默默地支持，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演变，无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想见，孙中山长年累月在海内外奔走革命，根本难以顾及家庭，而他的大哥孙眉又远在檀香山，姐姐也已出嫁，年迈的母亲杨太夫人身边只有大媳妇谭氏和卢慕贞为伴。在这种情况下，卢慕贞默默地承受着家庭生活的巨大压力。每当漂泊在外的孙中山向来自家乡的人打听家况时，他们一致称赞卢慕贞的美德。在当时，乡人谓卢慕贞“孝敬贤淑，闻于乡党”，这使孙中山没有了后顾之忧，从而全力以赴地投身革命。
携儿带女亡命檀香山
1895年，孙中山和陆皓东先生先后在家乡石门、南朗招募勇士，策划在广州武装起义。同年10月26日，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批武装起义——广州起义没有正式发动就被清政府镇压了。反清义士陆皓东、朱贵全等被捕后，慷慨就义。
广州起义失败后，清政府疯狂缉捕革命党人，广州城内外及南海、番禺等各县，遍贴两广总督谭钟麟缉捕革命党人的告示，并分别悬赏花红银数百至一千元，通缉孙中山、杨衢云、郑士良等革命党首领。其中广东按察使兼管全省驿传事务衙门悬赏逃犯的告示云：“孙文即逸仙，香山县东乡翠微人，额角不宽，年约29岁。花红银一千元。”可孙中山已于10月27日深夜乘船逃出广州，经香山唐家湾到澳门，来不及返家向老母、妻子和儿女道别，并于29日抵香港，次日晨离开香港，前往日本。从此，直到辛亥革命成功，前后有16年之久，孙中山一直流亡在海外，为反清革命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
孙中山被清政府列为叛逆的要犯，家属自然受到株连，香山知县史继泽迅即派人到翠亨村捕拿他的家人。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翠亨村，卢慕贞和婆婆杨太夫人闻讯手足无措，立即收拾细软，准备逃难，但一家老少究竟逃到哪里去呢？几位妇道人家一时没了主意。或许是苍天保佑，清政府官署书吏将孙中山家乡翠亨村误写为翠微村。翠微村是个大村，在翠亨村之南30公里，而翠亨村当时是一个很偏僻的小村。官署书吏的一字之差，使得卢慕贞一家有时间逃过一场大劫难。
当大批清政府官兵凶神恶煞般地赶到翠微村抓人时，该村村民说村里根本没有姓孙的，翠亨村才有姓孙的。于是，他们又急忙赶到翠亨村，果然轻易找到了孙家。卢慕贞和杨太夫人闻知情况危急，赶紧四处张罗，终于借了数十金，拱手奉给那帮贪婪的官兵，并说了无数好话，结果他们在拿到钱后就吆喝一番走了，回报翠微村查无孙姓，交差了事。
后来得知，翠亨村与翠微村的一字之差，其实并非官署书吏误写，据台湾学者庄政教授认为：“广州事败，陆皓东等被捕，在所书供状中，讹称家居翠微村，实则其与中山先生为翠亨村邻居，但为避免连累孙、陆两府家人，故行‘权宜之计’，清吏可能根据陆之供状出此。”
卢慕贞一家虽然侥幸逃过劫难，但清政府把孙中山视作叛逆要犯，岂肯轻易放过他的家人，所以，如果不远走高飞，势必凶多吉少，不知哪一天会灾祸临头。正当她们整日为逃难的事犯愁时，正巧陆皓东的侄儿，兴中会会员陆灿从檀香山返乡结婚，当他了解到险情后，自告奋勇，帮助护送卢慕贞携带5岁儿子孙科和襁褓中的长女孙娫，与杨太夫人、孙眉妻子谭氏，先逃到香港，获革命党人陈少白的资助，再乘轮船远涉重洋前往檀香山，投奔在茂宜岛经商的孙眉。
再说孙中山流亡日本后，虽遭清政府通缉，但仍坚定不移地宣传革命，成立了兴中会横滨分会。1895年12月中旬，他只身从日本横滨到檀香山，立即前往茂宜岛，使卢慕贞得以和遭到革命挫折的丈夫团聚。卢慕贞对孙中山四海为家，奔走革命，遭受挫折，无一言责备。虽然她不懂政治，在反清革命的宏业上与丈夫没有共同的语言，更不会用动听的话语去安慰，但她懂得如何让丈夫抛却家累，毫无顾忌地投身革命。当孙中山看到一家老小安然无恙，对卢慕贞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孙中山在茂宜岛家中小住，旋而辞别妻子、母亲等，赶往檀香山正埠。此后他时常回家和家人团聚，但为了便于进行革命活动，在正埠居留的时间比较多。1896年6月，孙中山因革命工作不能久留檀香山，毅然辞别家人赴欧洲进行革命宣传。
1896年10月，孙中山在英国伦敦被清廷驻英公使囚禁，九死一生，获释后不久的11月12日，他在伦敦度过了而立之年的生日。就在这一天，他和卢慕贞短暂团聚的结晶，次女孙婉在檀香山降临人世。女儿与父同日出生，洵属奇数，饶富意趣。孙婉的出生，给孙家带来了吉祥和喜庆的气氛。可远在英国伦敦的孙中山，为了国家和民族，却无法享受喜得千金的无穷快乐。
外人不知的是，卢慕贞在分娩之际曾经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那是孙中山在伦敦蒙难的消息传来，卢慕贞为丈夫的生死担忧，寝食难安，差点以身相殉。此事足见卢慕贞对孙中山情深义长，把丈夫的生命视比自己的更加宝贵。
卢慕贞一家在檀香山的生活全赖大伯孙眉。她除了照顾婆婆，尽可能以勤快的双手承揽家务外，还悉心抚育儿女。在孙科6岁那年，文化水平不高的卢慕贞为儿子启蒙，教以《三字经》《千字文》《幼学诗》等，还延请老师到家中讲授国学。后来，广东新会人黄瑞祥到茂宜岛设塾授课，卢慕贞让儿子拜在黄瑞祥门下。孙科扎实的国文基础，就是这段时期在母亲督教下获得的。此外，卢慕贞闲时不忘临摹字帖，以排遣对丈夫的思念之情。
卢慕贞在檀香山一住就是12年，其间孙中山仅三次赴檀香山与卢慕贞团聚，时间总计不超过一年半。
1906年，孙眉因倾力支持孙中山革命，终致经营的农场宣告破产，无奈之际，只得于次年举家迁居香港九龙，在牛池湾开办小型农场维持生活。卢慕贞携两女孙娫、孙婉和杨太夫人，后随孙眉到香港九龙。孙科因求学之故，暂留檀香山，寄居在兴中会会员郑金家中。临别，卢慕贞想到当年为逃避清政府的捕拿亡命檀香山，现在却迫于生计，又要与爱子分离，而丈夫又远在天涯，不禁悲从中来，但她以不同寻常的毅力强忍骨肉离别的悲伤。
卢慕贞母女在香港同大伯孙眉、婆婆杨太夫人定居九龙城东头村，生活十分艰难，比之在檀香山时，可谓有天壤之别。卢慕贞悉心侍奉婆婆，抚育两女。对当时的生活状况，孙眉好友罗延年的回忆中有所反映：
1910年前，孙总理之母杨太夫人，及总理之兄孙眉先生，系母子与侄女，即总理之两女及家人，同住九龙城东头村二十四号，名伶朱次伯之父之屋。此屋系一楼一底，杨太夫人居楼上，时年逾八十，双眼失明。当时弟(按：指罗延年)在九龙警署为通译，有暇时常去探望孙眉先生……孙眉先生在九龙城宋皇台左右，有一罾棚，每日到棚，拗鱼奉母。
1910年7月19日，杨太夫人逝世，享年83岁。当时孙眉贫困潦倒，竟无钱为母购棺下葬，后幸得南洋的革命党人及香港同盟会会员的募捐，始得入土为安。卢慕贞作为一个丈夫远离身边的妇道人家，在经济困顿中，与大伯孙眉一起全力为婆婆料理后事，其中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
当杨太夫人去世之际，孙中山正在从日本横滨前往南洋槟榔屿途中。孙中山此行是为了策划第二次广州起义，募集革命经费。卢慕贞闻悉丈夫在槟榔屿，因婆婆去世后已无家累，故立即携两女由九龙赴南洋，全家得以别后重逢。然而，同年12月，南洋英殖民当局配合清政府对孙中山的通缉，声称孙中山在当地组织华侨进行反清革命是“妨碍地方治安”，将他驱逐出境。这样，孙中山只得惜别妻女，前往欧美筹集革命活动经费。卢慕贞母女三人的生活没有着落，由当地华侨集资供给每月生活费一百元。当时她们的生活窘况，可从1911年7月18日孙中山在美国旧金山写给革命党人邓泽如的信中得以反映，信中说：
“……弟家人住榔，家费向由榔城同志醵资供给，每月百元。自弟离榔之后，两女读书，家人多病，医药之费常有不给，故前后两次向港部请拨公款，然此殊属非宜，实不得已也。自港款拨后，则无向榔城同志取费，盖每月由金庆君散向同志收集，亦殊非易事，常有过期收不齐者，此亦长贫难顾之实情也。虽曰为天下者不顾家，然弟于万里奔驰之中，每见家书一至，亦不能置之度外，常以此萦扰心神，纷乱志气，于进取前途殊多窒碍。敢请兄于榔城外之各埠，邀合着实同志十余二十余人，每月每人任五元或十元，按月协助家属，以纾弟内顾之忧，而减榔城同志之担任。以榔城同志之供给已过半载，未免疲劳。倘若与他埠同志能分但，实为至感。”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次日，正在美国进行筹募革命经费的孙中山，从报纸上看到了武昌为革命军占领的消息，心情异常兴奋和激动，立即中止了在美国各埠继续演说筹款的计划。当他在为共和国的成立，四处奔走呼吁列强的同情和支持无效的情况下，决定回国亲自领导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和组建共和国。
孙中山从海外返国，途经南洋槟榔屿时，与卢慕贞、女儿相聚，前后只有三天时间，就匆匆启程，并于12月25日上午抵达上海。12月29日，孙中山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他在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他在典礼上庄严地宣读了大总统誓词：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民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1912年1月21日，孙中山致电南洋革命党人邓泽如，请他回南京商量国事，并说：“已电家人来，能同行，更妙。”邓泽如接孙中山电报后，第二天就致电在槟榔屿的卢慕贞，询问回国行期。邓泽如很快接到革命党人黄金发的回电，说卢慕贞及家人因旅资问题，尚未定行期，正由革命党人集资资助。邓泽如获悉即往吉隆坡告知陆秋霞，得到他慷慨捐助一千元。邓泽如到槟榔屿，把募捐之款交给卢慕贞。
1912年2月9日，卢慕贞携两女孙娫、孙婉，侄女孙顺霞，佣人阿清，搭乘英国邮船“亚舍”号启程，10日途经新加坡，邓泽如搭船同行护送，15日到上海，受到沪军都督陈其美和长子孙科的迎接，下榻沧州别墅。下午，孙科迎接母亲和妹妹等，迁寓哈同花园。同年2月20日，卢慕贞母女在邓泽如和孙科的护送下，抵达南京，与孙中山团聚。
南京——翠亨——北京——日本
卢慕贞在南京与孙中山共同生活了20多天，住在原清王朝的两江总督署内(今长江路292号大院的煦园内)。中华民国成立临时大总统府就设在两江总督署内。这座大院最早是朱元璋洪武初年为汉王陈理建造的一座规模宏大的王府，到清代成为两江总督署。清咸丰年间，太平军攻占南京，洪秀全在此大兴土木，设立天王府，太平天国失败后，这里复为两江总督署。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办公室和起居室，都设在大院的西花园——煦园内。孙中山的卧室在西花园东北角的小院内，原为两江总督寓所，是一幢坐北朝南的两层小楼房，楼上为卧室，楼下是会议室和卫士室。
卢慕贞在南京的日子里，悉心照顾孙中山的生活，从不抛头露面，人们难见她的容颜，以致人们把她和孙中山的另一位革命伴侣陈粹芬相混。此时虽说夫妻团聚，其实也是离多聚少。因为从临时政府诞生起就面临重重困难，既有帝国主义列强的逼迫，又有袁世凯北方势力的压力，孙中山日理万机，许多时光都是在大总统办公室度过的，没有时间与夫人谈论私情。而对卢慕贞来说，她的许多时光常常是在牵挂忙于国事的丈夫中度过的，幸好两个女儿时常陪伴左右，也结识了一些新朋友。黄兴的夫人徐宗汉与卢慕贞是香山县同乡，在不长的日子里，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姐妹之情。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12年3月25日，卢慕贞把两个女儿留在孙中山身边，自己却离开南京返乡了。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她不习惯南京的生活，其实还蕴含着更深一层的原因。对此，台湾学者庄政教授有过十分精辟的分析：
“溯自乙未广州之役败后逃难，孙氏家族流亡异域十七载。这一为革命而离多聚少的特殊家庭，理应非常珍惜这段人生最难得的欢愉时光。从而获得长期以来为革命而到处流浪、备尝艰辛，所获得些许精神上的补偿。惟以民国初建，百废待兴，中山先生就任大总统后，日理万机，因公而特忙，精神压力奇重，实在抽不出很多的时间陪伴家人。卢夫人侍姑及抚育子女，料理家务，贤劳备至，尤于寄居海外期间，吃尽了苦头。革命建国后，妻以夫贵，尊为国家元首第一夫人，大众莫不投以向慕、倾羡的眼光，总认为大总统的眷属会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无奈卢夫人生性好静，且较孤僻，她是一个旧式妇女，做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绰绰有余，但对政治性的应酬则毫无兴趣。在冠盖京华的政治中心石头城，面对中外贵宾如云似海的各种政治场合，对自幼缠足梳髻的她来说，与其说是一种无尚的尊荣，倒不如说反而是种精神上的累赘，她很想摆脱了它，而重温一向平静、淡泊、与世无争的自我生活。她颇有自知之明，既然不能配合夫君，协同领导诸种政治活动，乃逐渐萌生知难而退的念头，这也就是后来她为什么慨然同意跟先生分手的重要因素之一。”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接着率领胡汉民等人，并携两女考察湖北、广东等地。同年5月27日，孙中山携两女和秘书宋霭龄回到阔别17年的故乡翠亨村，和妻子及大哥、大嫂等亲人团聚。他在故乡逗留三天，即告别兄嫂，携卢慕贞母女同往，到各地考察。6月18日，孙中山一行乘高丽轮经台湾基隆赴上海。
袁世凯以会商发展铁路计划为由，邀请孙中山北上。8月18日，卢慕贞母女随孙中山从上海启程，经天津赴北京，受到隆重的接待，袁世凯还特地选了一座洋房供孙中山他们下塌。孙中山全家畅游各地名胜及前清宫殿名园，度过了一段难得的美好时光。
1913年2月，袁世凯为笼络孙中山，特授他“筹划全国铁路全权督办”，为此，2月11日，孙中山以全国铁路督办身份，从上海抵日本考察实业、铁路状况和进行筑路借款活动，并试图促成中日缔结同盟，共同对抗俄国。3月初，卢慕贞也携女前往日本。
孙中山在日本是受人瞩目的新闻人物，尤其此行是他卸任临时大总统后，肩负重任访问日本，自然受到日本媒体的格外关注。3月12日，《大阪每日新闻》刊登了一张3月10日他抵大阪与欢迎者的合影，报道“孙逸仙氏来大阪访问”。同时还发表了一篇题为《孙逸仙的夫人来访》的报道，详细记述了卢慕贞抵日后的活动及在大阪与孙中山会面的详细情景。
1913年3月8日，卢慕贞带女儿来日本神户，住在东洋饭店，同孙中山联系上。当时孙中山下榻京都帝国饭店。孙中山说，我们在大阪见面。
孙夫人8日晚到大阪，住银水楼。孙逸仙在10日抵大阪，与相隔很久的夫人见面了。
孙夫人带侍女随同，每天早上8时起床，10点钟左右同女儿、侍女到外边散步，在附近的中国菜馆食早点。晚上六七点钟左右在中国菜馆食饭。此外，从不出去看市容。
10日，孙中山在大阪饭店参加了官方与民间共同组织的欢迎会。
晚上10时，孙中山到银水楼找夫人，同她和女儿一起，交谈了30分钟才离去。
孙夫人当时40多岁，穿黑色中国服装，头发整理得很好，不爱说话，是一位非常贤淑的夫人。
孙中山为革命、为国家日夜操劳奔波，长期妻子和儿女聚少离多，一旦相聚，时间又是十分短暂。从上述报道看，即使妻子和女儿千里迢迢来到东瀛，孙中山仍没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她们，共享天伦之乐。那晚，他辞别妻子后，又匆匆赶去参加一个预约好的日方宴会了。第二天，卢慕贞等前往东京游览，孙中山则按原定日程西下考察。
3月16日晚，卢慕贞与两女及宋霭龄乘坐的汽车不慎误撞电线杆，卢慕贞和宋霭龄受伤。孙中山在次日下午2时，在由八幡前往福冈途中得悉卢慕贞遭车祸，当随从人员征求他是否赶往东京探望妻子时，他认为不必更改考察日程，而请宋耀如前往东京处理事务。所幸卢慕贞伤势不重，经及时医治，很快脱离了危险。
对于孙中山惊悉夫人遭车祸后的反应，当年随孙中山同行的日本人泽村幸夫深为他公而忘私的精神所感动，曾回忆说：
“孙文17日早上从八幡铁制所出发去福冈的途中，在约下午2点多钟在折尾站的前一站，夫人身负重伤的消息传到了他那里。发电报的是福泽桃助，用的是英文。他写道夫人的伤势veryill。一行中最吃惊的是宋嘉树(按：即宋庆龄之父宋耀如)，他一心以为孙文会在下站下车返回东京去探望夫人，只见他坐立不安，最后终于忍不住来到孙文面前问行李怎么办？正在与我们闲谈的孙文，收起脸上的笑容，用冷静而干脆的语气说：‘不是医生回东京又有何用。即使是医生现在也来不及了。而且我们有约去福冈，能不守约吗？’大家表示赞同后，闭嘴不再说了。同座的宫崎滔天听了他的话后，悄悄地在我肋下捅了一下，用只有同乡人才听得懂的肥后地区方言说：‘这是男人不得不忍耐的痛苦之处。’他再三赞叹孙文控制私人感情，忍耐着人所难忍的事，是真正的男子汉。滔天在孙文的老朋友中，最了解孙文的为人和心情。”
3月20日晚，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因主张成立责任内阁，制定民主宪法，反对袁世凯专权，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于沪宁车站，22日身亡。孙中山闻讯，马上中止了日本的考察活动，于23日下午乘船返上海，从事反袁斗争。
孙中山在日本考察期间，留下了许多照片，可惜没有一张与卢慕贞的合影。
爱女不幸早逝
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被迫再次流亡日本，卢慕贞只好来到澳门，投靠当时在澳门定居的大伯孙眉。
早在1912年6月底(一说7月)，袁世凯当局准予孙科按勋人子弟享受官费赴美留学。同年12月，孙中山在致袁世凯信中说：“文有一男名科，已入美国大学，一媳陈氏，又有两女名娫及婉，皆在美洲中学。”
卢慕贞长女孙娫后就读于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勤奋好学，成绩优异。然而不幸的是，1913年，年仅20岁的孙娫因患肾疾，久医不愈，遂由恋人伍平一特聘医生及护士伴随回澳门其母卢慕贞处治疗。
6月12日，香港《华字日报》刊载孙娫返国治病的消息。报道说：“孙逸仙之女日前由美洲附蒙古轮抵港，闻染有肾病，眼部亦为之牵连。伊本在美洲肄业，此次回来因病太重，不能在上海登陆与孙中山相叙。”
孙娫到澳门后，病情未见好转，相反每况愈下，病入膏肓，6月下旬病危。6月20日，孙中山由上海到香港，专程赴澳门看望女儿，23日晚由澳门赴香港，孙中山到香港这天，广州《民生日报》刊发他赴澳门探望孙娫的报道。报道说：“孙先生此次返澳，系因其女公子患病濒危，由美洲回家，闻病必不起，一日数电，请先生一来抚视。故先生偕同行者三数人，由沪乘英国邮船抵港，即径赴澳门，与其女公子相见。先生素精医学，一见即知其病不能治，为之惨然。”6月25日，当孙中山离港返上海，同日，女儿告别人世。孙中山闻悉噩耗，甚为悲痛。
7月9日，孙中山在上海致电伍平一，告其爱女病逝。电云：“平一世兄：6月25日，(娫儿)病殁。” （图1）
1914年，伍平一写信给孙中山，请求介绍去澳门凭吊孙娫墓。10月15日孙中山复函伍平一，信中说：“平一世兄鉴：来信收悉。所请介绍至澳，凭吊延(娫)儿坵塚一事，实难为情，盖不欲再伤其母之心也。世兄如必欲竟此志，只有到澳时与舍侄阿昌密商，请他带往便可，切勿使家中知这也。此复，前程远大，幸为国珍重。”
孙娫的恋人伍平一，字澄宇，1910年在美国旧金山参加同盟会，同年8月18日，孙中山在旧金山创办宣传反清革命报刊《少年中国晨报》，报刊由李是男、黄超五等编辑，特派伍平一任主笔；不久，他又任伍平一为美洲同盟会总支部长，为策动全美华侨社会襄赞革命的负责人；并任伍平一为私人秘书等要职。足见孙中山对伍的器重和赏识。伍平一与孙娫相识、相恋的月下老人即是孙中山。据台湾学者庄政教授在《国父直系后裔今昔概况》一文中记述：
“她18岁时，中山先生将照片寄给伍平一，希望彼此通信，以增进友谊。孙娫远赴美国求学，只身孤单，确也需人照顾。这个责任无形中就落到伍平一的。这对青春璧人相处久了，情投意合，遂成为形影不离、心心相印的恋人。”
然而，眼看伍平一很快将成为孙中山的东床快婿，孙娫却一病不起。1913年，当他伴送病重的孙娫从美国回澳门之际，看到久病不愈的恋人，一时悲从中来，感慨万千，乃作《送孙娫女士东归诗》，充满哀婉之情。诗云：
“生平湖海飘零惯，足迹犹惭未遍寰；
异地星霜曾涉历，故乡风月待归还。
丈夫不洒临歧泪，情有儿女指上环；
桅影渡头门掩映，离人愁煞赋阳间。”
孙娫自幼随母亲卢慕贞四海漂泊，经历风霜，中华民国成立后，又与妹妹孙婉一起，常随父亲左右，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1931年，孙娫遗骸从澳门迁葬故乡翠亨村孙宅山庄，墓基碑文刻有“显十九世祖妣姑娫之墓”。
1912年，孙中山的三个儿女合影(中坐者为孙科，左为长女孙娫，右为次女孙婉)。（图1）
（图2）（图3）图片放在文章尾即可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于1912年5月27日回到故乡与大哥孙眉(右四)、嫂嫂谭氏(右三)、原配夫人卢慕贞(左三)、侄子孙昌(右二)、长女孙娫(右一)、次女孙婉(左一)及秘书宋霭龄等在家门口合影。（图2）
1912年9月，孙中山在青岛偕原配夫人卢慕贞(右五)、秘书宋霭龄出席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欢迎会时合影。（图3）
2.烈女施剑翘枪杀孙传芳为父报仇
周利成
1935年11月13日下午3时许，蛰居津门的孙传芳在南马路草厂庵清修院居士林诵经时，被同教女徒袖枪狙击，孙连中三弹当即毙命，旋即女凶施剑翘向警察局投案自首。
孙传芳，字馨远，山东历城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1912年,任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兼第二师师长；1923年，任福建军务督理；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后，驱逐了皖系卢永祥而就任浙江军务善后督理兼闽浙巡阅使；1925年，又起兵驱逐了苏皖等地奉系势力，称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成为直系后期最大的军阀。1926年冬，其主力在江西的南昌、九江被北伐军打垮，后投奔奉系军阀张作霖，任安国军第一军军团长。1927年8月率部渡江反扑，在南京龙潭被国民党军打败，其时，张宗昌又集中重兵时刻准备南下，孙传芳在四面楚歌声中，离军往大连，后蛰居津门住于法租界32号的西头1039号，与前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靳云鹏共同入教于居士林，靳任居士林林长，孙任理事长。时值国难当头，日本帝国主义正策划所谓的“华北五省自治”，孙与靳便暗中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勾搭，企图借日本人东山再起。
施剑翘之父施从滨历在山东充任重要军职，曾为曹州、兖州、济南各地镇守使，北平侍从武官，通州警备司令，四十七混成旅旅长，山东军务帮办。1925年9月，执政府任杨宇霆为督苏，任姜登选为督皖，以致引起孙传芳的不满，遂调军力迫奉系势力退出苏皖两省，组织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孙任联军总司令，分兵五路通电讨奉。陈仪任第一路军司令、谢鸿勋任第二路军司令、孙自兼第三路军司令、卢晋亭任第四路军司令、周凤岐任第五路军司令。奉方以张宗昌任直鲁苏皖防御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施从滨任第二军军长、孙宗先任第三军军长、褚玉璞任第四军军长、毕庶澄任第五军军长。是年11月初，两军大战于徐州一带。张宗昌所部白俄兵团在任桥覆没，被杀戳者甚多。施从滨所带第二军团援军不济，孤军深入而全军覆没，施从滨所乘之铁甲车亦被孙军将铁轨掘开倾翻，施从滨被俘，被孙传芳斩首于蚌埠车站，年59岁，时为1925年旧历九月十七。
施被害后，军中只差一人逃回家中报信。问其前方情形，来人伏椅而哭，惟称施军长被俘生死未卜。直至11月底，施家始得确实凶报。灵柩经施从滨之三弟施从善及义子施中诚假同乡会名义运回原籍。施谷兰(其时尚未更名施剑翘)时年20岁，闻知凶信后痛不欲生，发誓日后定替父报仇。怎奈自己是一个裹足之弱女子，只得寄希望于他人身上。
施谷兰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堂兄、父亲的义子施中诚。因施从滨生前非常器重施中诚。1926年6月,施谷兰与其母同到济南领恤开吊，当张宗昌问及她们有什么要求时，施谷兰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们母女别无所求，只求总司令设法安排先父之义子施中诚一要职，以图将来杀孙复仇！”张宗昌遂为其谋得一团长职位。岂料施中诚乃是一忘恩负义之人，官职一到手，便将为义父报仇之事抛至九霄云外了。虽有施谷兰多次找到他提及此事，而施中诚皆以公事繁忙为由加以搪塞。失望之余，施谷兰只得另寻他人。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岁月荏苒，眼见施谷兰已到该出嫁的年龄。施父为官多年，家中财产颇为丰裕，故上门求婚者络绎不绝。而施谷兰出嫁的条件只有一个——谁能替父报仇就嫁谁！此言一出，就有数名英俊少年自告奋勇地找上门来，而其中有山西总司令部谍报股股长施靖公态度异常坚决，声称施家之仇即为他家之仇！施谷兰望着他那张真诚的脸，心中不禁暗自祈祷：感谢上苍赐给了我施靖公，报施家不共戴天之仇，已是指日可待矣！1928年7月，施谷兰欣然嫁于施靖公。成亲后，施谷兰除了悉心地侍奉丈夫照护孩子，每时每刻都在盼望着复仇之日的到来，复仇的欲望像烈火一样烧灼着她的心！而施靖公先是参加北伐战争，此后又因军队复编，被编入山西某军充任教导团长，终日沉溺于仕途之中，只字不提为岳父复仇之事。转瞬间已到父亲的十年祭日，一天，实在按捺不住的施谷兰不禁向丈夫发问：“眼下已近父亲十年祭日，你将怎样履行自己的诺言？”突然的发问，使施靖公吃了一惊：“你果真忍心让你的夫君冒如此之危险去刺杀孙传芳吗？此行动不管成功与否，你都将注定成为寡妇！”施谷兰不禁拍案而起：“原是你山盟海誓，我才以身相许，今你既自食其言，就休怪我不仁不义了！”第二天一早，施靖公从睡梦中醒来时，夫人已离家出走，桌上仅留下一个字条：靖公出尔反尔，自食其言，乃伪君子也！我决心已定，不报父仇誓不回还！
失望之际，施谷兰悟出一个道理：求人不如求己！加之其酷爱文学，喜读《聊斋》，深受其中女侠义士的鼓舞，遂下定决心，立志亲自为父报仇。作为第一步，她先更名为“施剑翘”。
自施剑翘立志亲自为父报仇后，即多方打探孙传芳的行踪，终于得知其隐居于天津。遂于1935年7月20日，携带其夫一友人寄存于家中的一支勃郎宁手枪及6粒子弹来津寻觅仇人，住于英租界十号路176号。
因施剑翘之长子大犁在培才学校幼稚园寄读，所以她每天必亲自接送其子。一次，偶然看见该校两教师指点着一个为母穿孝的女学生说：“此人即为孙传芳之女孙家敏。”突闻仇人的名字，施剑翘不禁一激灵，定睛看去，只见一着青色衣裤的女学生正欲乘上一辆深可可色车身、浅蓝色车篷的汽车，施剑翘暗中记下其车牌号：租界照会为1039号，市政府照会为357号。其后并探知孙传芳居法租界32号的西头，门牌号为1039。虽然探知其住所，怎奈戒备森严无法接近。
为寻找孙传芳的行踪，施剑翘几乎走遍了津门的各个娱乐场所。功夫不负有心人，同年9月的一天，在光明影院门前，施剑翘终于见到了寻找近10年的仇人——孙传芳！
施母是个很守旧的老人，特别是进津后，更加限制施剑翘的外出。施剑翘遂以在广东路同仁日语学校读书为名，四处活动，明查暗访孙传芳的行踪。是年中秋日，施随其母在春和戏院观看尚小云的旧剧，剧中即托词外出到光明、新新各院门前停的一辆汽车有些眼熟。上前细看车牌号，正是孙家的汽车！遂潜心在此等候，俟剧散人出，施在人群中边走边寻找，竟未见孙面，其失望之余复又向汽车望去，正看见孙传芳登上汽车(因其曾在天祥市场二楼铁算盘道人处见过孙的照片，故而一眼认出)，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施剑翘恨不得一下子冲上去将其击毙！无奈此刻手中无枪，只得眼见着汽车消失在街头。
1935年旧历九月十七日，为施从滨的十年祭日。施家在日租界花园街观音寺内隆重举行了祭奠仪式。请来了几十名和尚、道人为亡人诵经超度，其中便有居士林的富明法师。其间，施剑翘与富明法师闲谈，无意中得知孙传芳就是该林理事长，且每逢周三、周六、周日必到，风雨无阻。施当即表示愿意加入该林，富明表示同意。下午3时许，仁昌广播电台讲经布道，广播机中忽然传出一操山东口音人的讲经声音，施即刻赶赴该电台门口，果见孙的汽车停在院中。富明法师所言遂得到了印证。次日一早，施即来到居士林，由居士张太太介绍，经富明法师同意，化名“董惠”，在该林登记入册。
施剑翘虽有男子般健壮魁伟的身躯，却缠着双三寸金莲的小脚，急走几步路尚且吃力，还何谈什么洗雪家仇。施剑翘心一横，来到了估衣街一家孙姓的私人医院，撩起旗袍，把双脚一伸，坚定地说：“请您设法将我的双脚尽快放开！”大夫对着她那双脚背隆起的畸形小足端详了良久，不觉长叹了口气：“太太，这需要您有坚强的毅力忍受巨大的痛苦，且手术难度极大，弄不好，可能造成您终生残疾。”“现在顾不了这许多了，您就放手做吧！”施毫不犹豫地答道。
每5天一次，令医生、护士都为之色变手颤的手术，一连做了6次！放在施剑翘嘴里的手帕也被咬破了6块！医生更被她超人的毅力感动了，施展出其浑身的解数，手术做得异常成功。一个月后，奇迹出现了：二十几年来，施剑翘第一次能五趾着地走路，第一次穿上了圆头布鞋。30多天来剜肉剔骨的疼痛，终于换来了她的健步如飞。
施剑翘虽以必死之心立志为父报仇，但她心中惟一放不下的就是已近六旬的老母。前日，女医郑志恩上门诊视，其血压尚在200以上，且兼有心脏病发作的旧疾，倘若闻知女儿为报父仇身先死，其必然旧病复发，危在旦夕。乃函召在南京军事委员会交通研究所充任总队长的弟弟施则凡，令其火速来津接母赴京居住。因施剑翘对其母关怀备至，颇尽孝道，且自施父被害后，母女二人始终相依为命，从未分离，其母哪里舍得离开心爱的女儿呢？施剑翘及其弟弟再三恳求加之哄骗，老太太才勉强答应去京暂住一月，期满即刻回津。11月6日中午，施剑翘忍泪送走了母亲和弟弟，遥望南下的列车心中一阵震颤：此一别也许就是她们母女的永别呀！想到此，施剑翘不禁潸然泪下。
夜深了，施剑翘独自一人躺在床上想象着刺杀孙传芳的现场。她想：也许在刺杀后，也许还未及刺杀，自己就被孙的保镖开枪打死了，那样世人将如何看待自己呢？我必须在行动之前留下一些文字，让世人知我心志。次日清晨，施剑翘即在东南城角成记纸行以4元购得小誊写油印机一架，在正文印刷局买得卡片百张。回家后，她一口气写得并油印出《告国人书》及名信片。其《告国人书》洋洋洒洒近万字，大意有二，一为其今日刺杀孙传芳系为父报仇，望社会能理解并支持她的行动；二为叙述其父施从滨生前在任期间的政绩及被害经过。其名信片双面以誊写版油印，正面文云：
各位先生注意：
一、今天施剑翘(原名施谷兰)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
二、详细情形请看我的《告国人书》。
三、大仇已报，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
下署：复仇女施剑翘谨启(红色手印)
反面为一首诗文：父仇未敢片时忘，更痛萱堂两鬓霜。纵怕重伤慈母意，时机不许再延长。不堪回首十年前，物自依然景自迁。常到林中非拜佛，杀贼求死不求仙！
因施剑翘平素喜读《聊斋》，故而诗文第一句“父仇未敢片时忘”，即系摘抄《聊斋·于江》中的原句。
以上的复仇行动均系施剑翘于暗中进行的，施家老少无一人知晓。在准备行动的前一天夜里，施剑翘伏案疾书，分别给母亲、弟妹及丈夫留下了遗嘱。由此亦可见施剑翘必死之决心。
给母亲的是：亲爱的母亲，女儿多年瞒着娘的事，现在不瞒了。大仇不报，父亲是死不瞑目的。今乘母亲在世，亲眼看着女儿打死施家仇人，娘该是怎么的欢喜呀！万有不幸，娘亦不必难过，为父报仇死不足惜，是女儿应尽的孝道！他们全是孝顺的，母亲要多多保重！
给弟则凡的是：本来父亲是我们兄弟姐妹6人的，应等同进行。惟恐误了你们的前程，因为强国与兴家你们负有重责！你应该原谅姐姐的苦衷。事体成败未可预知，关于身后事，预言分述于后，务遵办之。
一、我之遗骸葬于父墓之侧，如不能成，可葬于西湖，因西湖为姐平生最慕而未到之地。
二、设立碑文只写“施剑翘之墓”，不要写大犁等名字。
三、有3000元遗产做大犁之学费，可交纫兰负责。
最后，如与弟不能见面，应遵父教诲之言努力前途，大丈夫应名垂千古，不虚此一生！
给施中良的：临行前有几句苦衷向兄一吐为快。妹当年痛父惨死，报仇心切，因兄非军人，所以要求给中诚团长，此兄对妹最不满者。届时中诚亦自认其忘恩负义，团长到手，态度转变。后又牺牲个人一切嫁于靖公，此兄对妹亦所不满者。结果仍失败！经此两度失败，每每觉得求人不如求己！以上两点使妹报仇心切，不得已而出此，不得不请长兄特别原谅也！事发之后，家中无人，务使绮嫂回家照应一切！
给两弟一妹的是：我决心为父报仇，事先本应通知你们，惟恐荒废你等学业，成功失败虽难预定，不必难过，好好孝顺母亲，努力向学。大犁无母不可溺爱，要注意他的学识。
给丈夫的是：我们结婚的条件不应忘掉，时机紧了，不得不个人进行！你的家庭可另组，两个孩子如有困难，可请娘及则凡抚养，为两儿前途应如此。
血溅佛堂
1935年11月13日正午一过，施剑翘沐浴之后，穿上她的青衣棉袍蓝呢大衣，从床下取出勃郎宁手枪，推上子弹，用毛巾包好。走到父亲的灵位前，双膝跪倒，焚香默念：父亲，今天女儿为您报仇去了，望您暗中助我一点勇气，勿使我握枪的手颤抖，或颜色变更，致被人看破机关！为了稳妥起见，她决定先去居士林观察一下。
下午2时许，施剑翘乘黄包车来到居士林。因下着小雨所以该林内人员稀少，第一排坐着10名男信徒，第二排坐着7名女信徒，未见孙传芳的踪影。施剑翘不由得来到门前，恰在此刻，孙传芳的汽车到了，车门一开，下来了身着青马褂青袍、外套道袍的孙传芳！施剑翘强压住胸中的怒火悄然离去，返身回家取枪和传单。半小时后，施剑翘匆匆赶回，悄悄地坐在了孙传芳身后的第二排。居士林内香烟缭绕、气氛肃穆，信男信女正在全神贯注地聆听富明法师诵经。施剑翘突然站起，猛冲到孙传芳身后，飞快地从大衣口袋中掏出手枪，对准孙传芳的脑袋就是一枪，该弹由后脑进入，经前额射出，孙传芳应声而倒，殷红的鲜血和白花花脑浆飞溅了一地。施剑翘恐其不死，又连补两枪，一弹由右太阳穴射入，左额穿出；一弹由后腰射入，经前胸透出。孙传芳当即毙命。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佛堂内一片混乱，富明法师当即昏厥过去。施剑翘高声喊道：“各位道友不要怕！我是施剑翘，今日是为父亲施从滨报仇，与各位无干！我即刻就向警察局自首，请大家详见传单。”话音未落，一叠传单随手散出。施剑翘随即向该管区警察第一分局投案自首。该局局长阎家琦得报，一面电告市公安局并通知孙家派人收尸，一面率周、涂二副局长及警长薛裕禄等赶赴出事地点。市公安局长刘玉书亦偕督察长孟广路急速前往居士林。旋即电知河北天津地方法院，经法医验明尸身后，由孙家来人用64号公共汽车将孙传芳尸首运回孙宅。
这起震惊中外的刺杀案，马上成了全国头号社会新闻，各地报纸竞相刊登消息、通讯、评论。《新天津报》和天津《大公报》当天就出了号外，以大字标题报道了此案。次日，《大公报》又以《孙传芳佛堂遇狙，连中三弹当场毙命》的题目详细刊出了此案发生的原由、经过，还配发了施剑翘、孙传芳及施从滨的大幅照片。一时间，上至朝野各界人士，下至平民百姓，无不时刻关注着此案发展的新动向。
案发当天下午5时，施剑翘被押送至河北天津地方法院检察处，各报记者蜂拥而至。14日，施剑翘在拘留所里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施言谈有致，侃侃而谈，刺杀孙传芳成功后的兴奋心情溢于言表，但当言及其父被害情形，却不禁潸然泪下。这期间，她几次打电话通知其家人自己刺杀成功的消息，态度异常从容。
公开审判
1935年11月22日，河北天津地方法院检察处对施剑翘提起公诉，并定于25日上午8时至12时公开审理此案。
25日一早，百余名旁听人员就聚集在法院门前，其中多为妇女，尤以女子师范大学及南开大学的女学生居多。8时整，200多名旁听人员鱼贯而入，审判推事豪无悔宣布开庭后，原告方律师张昭曾、王灏即与被告方辩护人余其昌、胡学骞，针对是否承认施剑翘自首情节展开了激烈辩论。
同年12月17日，河北天津地方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审判长孔嘉璋宣读判词主文：施剑翘杀人，处有期徒刑10年，勃郎宁手枪一支、子弹3粒均没收。原告方、被告方均不服判决，分别于20日、21日上诉至河北高等法院天津分院。1936年1月12日，河北高等法院天津分院又改判施剑翘有期徒刑7年，同时宣布此案已彻底了结，法庭将不再受理任何上诉。
看来施剑翘的7年牢狱之苦是注定了的，施剑翘本人也已认同，并在狱中写下了5篇《狱中随想》七律诗聊以慰藉。但是她为父报仇，为国除害的壮举，得到无数仁人志士的支持和声援。看到报纸上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报道，冯玉祥将军大加赞赏道：“如此之柔弱女子竟做出了男子汉都望尘莫及的大好事！祸国殃民之独夫民贼，罪有应得！”钦佩之余，冯玉祥立即联合了于右任、宋哲元、李烈钧等20余名中央委员联名上书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请求尽快释放施剑翘。
面对社会各界的巨大压力，1937年1月15日，林森终于签发了特赦令！施剑翘在狱中度过一年多的时光后，重新又获得了自由！
后施剑翘在徐特立、周恩来、邓颖超等人的指引下，奔向了革命的前程。新中国成立后，她被选为苏州市妇联副主席、市人大代表。1952年，施剑翘因病移居北京。1957年，她被补选为政协北京市委员会特邀委员。1979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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